钱学森回国后月薪335元不到美国工资零头:我虽然姓钱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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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的两会期间,在怀仁堂设宴款待全国政协委员,刚刚回国三个多月的钱学森也收到了宴会邀请函,请帖上,写着他的座位在第37桌。

可到了宴会厅,钱学森在第37桌上没找到自己的姓名牌,就在他深感纳闷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走了过来,问过情况后,说:“钱学森委员,您的座位不在这里,请跟我来。”

工作人员把钱学森带到了人所在的第一桌,钱学森来到桌边,不禁吓了一跳,原来,他看到自己旁边座位的姓名牌上写着“”三个大字,今天的宴会上,他竟然与毛主席坐在一起!

而此时,正从门外走进来,在如雷的掌声中走到自己的座位上,热情地招呼说:“学森同志,请坐这里。”

这天晚上,作为毛主席“第一贵宾”的钱学森成了宴会厅里最受瞩目的人。事后,他才知道,是毛主席亲自把他的名字从第37桌划到了第1桌,放在自己身边。

对专家们很器重,每次政协会议期间,他都会热忱地向投身新中国建设的科技专家们表示敬意,科技界“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这个别号就是特地起的。

在美国,钱学森早有一份收入优渥的工作,每月收入高达3600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9360元),另外还有大量参与机密项目获得的津贴,一家四口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而回国后他只能领335.8元的月工资,还不到美国工资的一个零头。

钱学森出生于上海,父亲钱均夫是鲁迅的好友、留日同学,还曾担任过浙江省教育厅长。

1934年,钱学森从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上交大前身)铁道工程系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二届公费留美学生,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先后获得麻省理工航空系硕士和加州理工航空、数学博士学位,是加州理工的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得意弟子。

一开始,在麻省理工选择研究生专业时,钱学森曾与父亲钱均夫产生过分歧,钱均夫认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航天技术太遥不可及,就算学成归来,也无用武之地,不如学习飞机制造技术,回国后造飞机,不受日本空军欺负。

但钱学森却不这么看,他认为中国工业体系薄弱,在飞机制造领域与西方差得太多,只有掌握先进的航天科技理论,才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听说后,就主动找到钱均夫,说:“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眼下,欧美各国的航空研究已趋向工程、理论一元化。”蒋百里认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最核心的理论,才能在更高的层面上起步建设中国的航天产业,他的解释让钱均夫心服口服,从此,钱均夫没再干涉过钱学森学习航天理论。

毕业后,钱学森曾在加州理工、麻省理工任教,与冯·卡门教授一起研究出了用于亚声速气流分析的卡门—钱公式,因学术成就卓越,钱学森36岁就成了麻省理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还被美国空军授予上校军衔,拥有自己的实验室,那是几十年后很多留美学生梦寐以求追求的人生,而钱学森却总觉得自己只是过客,他从未打算在美国扎根:促使他前来美国留学的动机,是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让中国再也不因落后而挨打。

当时,钱学森的教授工资是每月2千美元,而一辆新轿车的价格不过是1500美元,另外,他在美国物理研所还有兼职工作,每月收入1600美元,而由于他参与了“回形针”计划*,美国军方也给他提供了丰厚的津贴,每年仅基础工资就有5万美元,还有其他奖金,全年总收入超过10万美元,就算在美国也是一笔惊人的收入。

就算后来被软禁和监视居住期间,钱学森每年的10万美元工资也照发不误,如果愿意存钱,钱学森完全可以存下一笔巨款,而钱学森却没存过一分钱,全都用于买书买资料。

他和朋友们说:“别人存钱是为了在美国养老,我不打算一直留在这,没有存钱的必要。”

1949年,38岁的钱学森已经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他与中国留学生们听到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高兴万分,毫不犹豫地开始准备起回国的行装,由于妻子蒋英正怀着第二胎,因此,钱学森把正式动身的时间安排在女儿出生后。

得知钱学森有辞职回国的打算,校方和军方多次挽留他,还把他的总收入提到了每年10万美元,钱学森却归心如箭,拒绝了这些优厚的条件,他幽默地回答说:“我虽然姓钱,却不爱钱。”

见金钱攻势不行,美军吊销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钱学森索性反戈一击,以此为理由,提出了归国的要求。

1950年夏末,钱学森、蒋英带着不到2岁的儿子钱永刚、刚出生2个月的女儿钱永真,一家四口准备乘坐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回国,他还将重达8百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装上即将开往香港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海轮。

然而,由于当时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联邦调查局怀疑钱学森是“赤色分子”,根据五角大楼的指示,美国海关非法扣押了他的行李和书籍,移民局通知他不准出境,不久,FBI逮捕了钱学森,把他关押到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

在特米那岛上,钱学森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和虐待,每隔2个小时,他就会被叫醒审讯,这让他精神上极为疲惫。后来,由于他的多次抗议和美国友人的帮助,移民局才释放了他,但此后钱学森的工作和生活受到长期监视。

回到加州理工后,钱学森潜心于工程控制论的研究,1954年,他在美国公开出版了30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他这样做,是想让美国当局认为他已经放弃了对航天技术的研究,让他们找不到阻拦他回国的借口。

而这部书一出版就在美国科学界引起了震动,冯·卡门感叹道:“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鉴于这部著作的巨大影响力,很多同学、同事劝说钱学森留下来加入美国籍,而钱学森不为之所动,他甚至拒绝了美国著名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刊登人物传记的要求,回信称:

“就我本人而言,我对美国很多科学家充满崇敬之情。但是,如果你们要把我确定为美国科学家团体中的一员,这点我不同意,我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我不是美国科学家,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我为此感到深深地自豪。”

“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当时,FBI的人员经常闯入钱学森的办公室和住地,为了防止意外,钱学森的妻子、著名音乐家蒋英不得不荒废了自己的专业,留在家里操持家务和照顾孩子。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后,志愿军俘获了7千多名美军战俘,1953年7月停战后,根据《停战协议》自愿原则,除了21名主动要求留在中国生活的英美战俘外,剩下的也都按时遣返了,但有11名美军飞行员战俘一直没被释放。

原来,这11名美国战俘不属于美国作战部队,他们是美国空军第4战斗机联队581中队的成员(原欧洲“飞鹰中队”),这些飞行员原本是一些欧洲来的航空志愿人员,在朝鲜战争后期被美国空军收编,并改为一支专门往敌后空投特工、传单、间谍装备的特别行动队。

1952年底,581联队91中队派出一架B-29轰炸机改装的RB-29重型侦察机,由581联队指挥官阿诺维上校亲自带队,沿龟城、铁山一线投放反动传单,结果在距中朝边境仅15公里的铁山被志愿军防空警戒系统发现,当时正是深夜,情况不明,志愿军出动12架米格-15战斗机升空,片刻功夫就把这架RB-29侦察机击落,坠毁在中国边境的凤城县边城区榆树林村,14名美国机组成员全部跳伞,除3名丧生外,其他11名被俘,加上其他途径捕获的美国间谍,共有15名。

审讯后,志愿军发现581联队不是武装部队,而是专门从事特务和间谍工作的特殊组织,每架飞机上都专门配有一名中情局的联络员,指挥他们从事间谍工作,因此不能定性这些战俘为战斗员,而只能把他们算作间谍。

按《日内瓦公约》,间谍是不受任何保护的群体,就算当场处决,也不违背国际法,不过,为了谨慎起见,志愿军并没有处决他们,而是把这15人送到沈阳审讯,判处了他们4—11年有期徒刑。

1955年,钱学森在一本中国画册上发现,五一劳动节期间,毛主席在上检阅群众队伍时,身边站着的一位长髯老者竟是钱学森父亲的好友、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于是,钱学森在写给比利时亲戚(蒋英妹妹蒋华)的家书里夹寄了一张纸条,托蒋华转交给陈叔通。

“叔通太老师先生:自一九四七年九月拜别后久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惟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以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惟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钱学森谨上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

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会谈中,中国代表王炳南取出钱学森的信件,指出美国方面并未遵守承诺,同时提出,以581联队被俘的15名美国飞行员作为交换,要求美国方面不再阻挠钱学森等留美人员归国,最终,美国移民当局答应了这一条件,15名美国飞行员分两次被释放回国,其中飞行员卡梅隆后来官至美国空军准将。

不过,对于这个交换条件,美国军方并不同意,曾与钱学森共事多年的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波尔大骂美国政府糊涂,他说:“钱学森太重要了,他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能让他回中国!”

1955年9月17日,在期待了整整五年时间后,钱学森一家四口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重返祖国,启程前,他收到了父亲钱均夫发来的紧急电报,电报上强调: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都千万不要下船,我会派人到边境迎接你。

不过,回国之后,钱学森才得知父亲从未给他发过电报,事实上,从他动身启程之初,外交部就开始密切保护这位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生怕他有任何闪失。

美国此时同意钱学森回国,一来,是中方作出了巨大让步,二来,苏联已经试制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三来,他们也低估了钱学森的能量,认为他已经远离美国导弹核心机密多年,回国发挥不了多少作用。

当时,美国国防部曾为此特地出具了一个详细的评估报告交给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钱学森的那套知识过时了,在苏联已是最常见的知识,而当时中国留苏人员很多,因此对钱学森严防死守没有意义。

但他们想不到的是,当钱学森的满腔奉献热忱受到国家力量支持时,会产生不可思议的伟大成就。

1955年冬天,为了考察国内的工业建设水平,钱学森想到东北重工业基地去走一趟,国务院特地给东三省各工业城市发去电报,让他们高规格接待钱学森并保卫其安全。

到了东北后,钱学森突然提出要到哈军工去看一看,因为他的好友庄逢甘和罗时钧都在哈军工任教,这一要求让陪同人员有点为难,因为哈军工是保密单位。

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收到请示电报后,立刻乘飞机赶回哈尔滨,隆重招待了钱学森一行,在招待宴会上,陈赓问道:“钱先生,你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搞出导弹来?”

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中国人也能造出来!”

陈赓激动万分,当即报告了彭德怀,彭德怀也是大喜过望,钱学森人还在东北,彭德怀接连往科学院打去几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12月下旬,钱学森回到北京后,彭德怀特地邀请他来自己的办公室交谈,由陈赓作陪,在听到钱学森介绍的火箭和导弹原理、研发方向后,彭德怀和陈赓亲自将钱学森送到汽车旁,目送他离开。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只有利器在手,曾饱受列强炮火摧残的中国才能拥有真正的尊严。

为了给钱学森的生活、研究提供保障,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特地给钱学森所在的研究院配备了两辆高档进口轿车,还安排了专门的食品化验员,每天负责检测钱家的“食品安全”。

在研究院里,钱学森的工资被定为335.8元,每月还有100元补贴,加上年底一笔500元的奖金,月平均收入在500元左右,在新中国,这是一个很高的工资,因为的月工资也只有600元。而这个收入,是钱学森原来在美国收入的几十分之一,对此,钱学森说:“够吃饭就行。”

1956年两会期间,毛主席把钱学森当成“第一贵宾”招待,席间,还高兴地对他说:

“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

半个月后,钱学森向国务院郑重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工业意见书》,建议发展火箭技术。

不久,他受命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此后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以其赫赫功勋,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导弹之父”,将中国导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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